前段时间在某公众号的评论区，偶然间瞄到了著名白酒自媒体“知酒僧”的留言，他提到对如今洋河管理层的担忧以及那场神秘的泗阳聚会。

(相关资料图)

这场聚餐涉及百位以上洋河中高层，但却唯独少了一位核心人物。于是会后一段时间，许多中高层便遭到冷藏。（这两年知名高层也仅剩钟雨了）

后来僧哥撰文两篇《洋河的另一面》和《关于前文的说明》，略为蜻蜓点水地聊到了当下洋河发展中不得不警觉的一些问题，但关于聚会的内容便未再详细展开。

关于这场聚会的内容咱们当然也不得而知，但是从列席人员的情况可以想象得到，高层之间的难免存在着一丝“微妙的寒意”。

至于寒意为何而生，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呆子查阅了一些资料，试着换一个角度做个猜想。

从蓝色经典创立起算，截至目前洋河经历了四位当家的。

除了三代目是从企业基层提拔上来的（属于前任的大将），其余三位皆是从当地政府空降。

这里呆子必须要展开一个关于从政府调任到国企的概念：

关于调任，如果行政级别提高，那结论毫无疑问是提拔。那如果行政级别没有变化，如何判断是属于提拔重用，还是平级使用，甚至是降职使用呢？

这就要结合具体来看了，以洋河的四代目为例。

在调任洋河前，四代目的履历为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党工委书记，属于正处级。而调任的洋河作为市属国企，其一把手一般为处级干部（北上最高正厅，广深最高副厅），行政级别没有变化。

从职权深度广度来看，一般正处级干部的职权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行政权方面，职权范围在全市甚至区县范围，某些时候影响力也只局限在分管部门，分工一般比较明确。

而洋河股份董事长的职权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的经营权、管理权，以及企业的人事权方面，虽然领域较窄，但是洋河遍布全国（往少了说也是全省），区域范围比较大。 而且虽和县长级别同属正处级，但洋河的收入超过大部分县的财政收入，甚至归母净利润都可以追上当地泗阳县的财政总收入（21年数据，含上划中央部分），大幅超过地方财政收入（不含上划中央部分），有不小的资金支配权。

从工资福利待遇来看，一般县市的处级干部的各项工资水平并不算高，而洋河董事长是按照重点市属国企主要领导的相关福利薪酬标准执行的，从洋河22年年报也可知其税前收入接近人民币200万（不含股权激励），远高于处级干部工资水平。

至于其他的公车、秘书配备、用房以及其他的福利保障方面都是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但客观上来说，从日常工作保障来看，洋河股份董事长的工作保障水平会更高一些，因为洋河股份所有的工作都围绕他展开。

当然，作为宿迁市企业的牌面，洋河一把手的工作压力也非同小觑。从行政级别来看，市政府副秘书长调任洋河股份董事长虽然属于平级使用，但从职权深度广度，工资待遇，工作压力等各个方面来看相当于从副职岗位调任一把手岗位，虽然不属于提拔，但属于变相的组织重用，体现了组织对这名干部的认可。

后文我们再对比一二代目和四代目在这方面有何区别。

那么再回到这几位当家的中来，洋河自03年推出“蓝色经典”系列后，创造了白酒界的神话。毫无疑问一二代目和当时的干将们功不可没，这才有了后来形成三权分立的蓝色同盟。

当年一二代目麾下的许多人也逐步成长为洋河的中坚力量甚至高层，比如15年接替的三代目，便是自始至终身在洋河的。

但三代目执掌下的洋河发展平平，远不如一二代目时期发展迅速，直至21年交棒至四代目手中才重焕生机。

四代目走马上任后，提高了诟病已久的工资，提拔了许多年轻干部，甚至重用起了“娘子军”，短时间就将洋河的组织架构带入自己的节奏。当然这样迅速的切换不免影响到了许多前朝旧部，正如僧哥文章里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才有了泗阳那场中高层和老领导的聚会。

说回洋河之巅的寒意，就不得不将一二代目和三四代目进行不同角度的比较。

从比较容易对比的收入端来看，不同年代的年薪已没有参考价值。对于洋河当家的来说，最直观的便是各位一把手的股权身家。

一二代目分别拥有蓝色同盟16.86%的股权，穿透下去分别持有洋河股份2.96%的股份，位列宿迁市十大富豪的三四名。而三四代目呢？

截至20年年报，三代目持有的股份为30002股。这数量还不如同期其余高管，可以说是妥妥的打工人。

而截至22年年报，四代目持有96404股。就算加上尚未实现的股权激励，也不过千万级，和前辈的距离遥不可及。

即便抛开股票市值带来的巨大身家差异，一二代目仅仅是每年的股票分红就有一亿多。比如22年各分红约1.67亿，折算平均每日45.7万元。

这么看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四代目不得已成为了一二代目的“打工仔”。曾经完美的股权结构，终究逃不过时间的无情洗礼。

再从另一个角度，即仕途路线进行对比。到这里，“本地人”三代目就可以先行退场了，仅留下一二、四代目比较。

在调任至洋河之前，淮安来的一代目任泗阳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为副处级，调任洋河党委书记、董事长为正处级，属于组织提拔。

60年生的一代目分别于89年升副科，96年于泗阳升副处，彼时年方36岁。直到两年后38岁调任洋河升正处级，其早已移籍泗阳。

64年生的二代目是泗阳本地人，于84年-01年期间曾经当过县长助理，可能就是在这时和一代目打过交道。2001年，二代目提拔为副县长，升为副处级，彼时年方37岁。

两年后，刚到新地方挂职三天的他被紧急调回（有无一代目授意未知），从副县长的职位平调到洋河酒厂担任常务副总经理，成为洋河股权改革的核心力量。（拓展阅读：《不体面的洋河股权史》）

十年后他从一代目的手中接过帅印，但在12年开始的白酒三公风波中仅操持洋河三年便身退，在这三年中还被授予预备役专业技术大校军衔。但从蓝色同盟的股权比例来看，一二代目的分工配合应该是相当和谐的。

而68年生的四代目从最开始便从宿迁市区起步，没在泗阳县待过。他于98年升副科，06年明确副县级，即副处级，彼时年方38岁。三年后即41岁升为经开区党工委书记，为正处级。又过了三年，他进入市政府担任副秘书长，直至21年组织重用为洋河董事长。

对政治敏感的朋友想必已经发现了以上内容的重点——关键转折点时的年龄。

当然，呆子无从得知几位大佬的私下关系如何，但假设现在这几位组了一个酒局，结合身家、履历、地区、群众基础各方面来论资排辈，四代目大概率得是三位中率先敬酒的那一个。

这便是呆子本文想表达的“寒意”的核心，可能有点绕，需要看官们细品。

关于所谓的“寒意”，呆子仅仅是做个抛砖引玉的猜想。虽然基于商业模式来看，对洋河的发展仍然充满信心，但作为一名小股东仍不免心生担忧。

诚然，无论是对于大股东宿迁市国资委来说，还是二股东蓝色同盟亦或是海烟、捷强来说，把洋河股份经营好是当下所有人一致的目标。

但未来洋河要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奔赴题图中的“下一个十年”，掌舵的船长和人事结构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何解呢？

引入外部资本来置换二股东的股份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但二股东作为过来人，大概率是不愿意放弃这么优质公司的股权的。

而历史又已经证明，由二股东信赖挑选的“本地人”掌舵，很可能难以驾驶洋河乘风破浪。何况这么做的话，也会降低大股东控制顶层人事的“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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