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傍晚，“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伴随着八声铿锵有力的击鼓声，一场豪迈昂扬的太阳鼓乐舞为本次大展揭开了序幕。展览将从明日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期持续至8月27日。

此次展览盛况空前，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展品数量最多、文物等级最高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专题展。展览汇聚了来自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5个省区市32家文博单位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精品文物294件/套，其中一级文物多达103件/套，更有88件/套文物为首次外展。

馆内展厅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将近300件（套）精品文物来自5省区市的近百处考古遗址，向国内外观众呈现了当时西南地区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社会生活图景，也展示出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青铜文化以及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最古老的铜鼓 最奇特的套头葬

本次展览中的展品约有四分之一都来自云南，它们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昆明官渡羊甫头古墓群、昆明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等遗址，都极富古代滇文化特色，生动反映了当时古滇人的生产、生活、战争、祭祀等社会场景。

驯马场面贮贝器

长长的铜矛上，“残酷”地各吊着一个双手被缚在身后的人；储存海贝的容器盖子上，铸着栩栩如生的驯马场面；华丽的绿松石珠串和红玛瑙项链，金灿灿的剑鞘装饰，五彩斑斓的“珠贝”……

值得一提的是：铜鼓是西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出土器物之一，云南楚雄万家坝型铜鼓更是世界八大类型铜鼓的源头和祖先，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出土的最古老、最原始铜鼓。鼓上的太阳芒纹、蛙纹与三星堆、金沙的太阳崇拜表现方式十分相似。

来自云南楚雄的绳纹铜鼓

展览中还有一件造型古朴的饰虎铜釜，看上去似乎普通，其用途却非常独特——它出土的时候，是套在墓葬主人头部的。也就是说，当初埋葬此人之时，就在其头部套了一口大铜锅，这就是极为罕见的“套头葬”。

套头葬是贵州省赫章县可乐乡战国至西汉墓葬中发现的一种特殊葬俗，其基本特征是在死者头顶套一件大型金属釜（个别为铜鼓）埋葬，釜侧立墓坑一端。

可乐遗址出土的铜釜

这种奇特的葬式，在史籍上未见有记载，并且在可乐遗址已发掘的墓葬中，也仅占据较少的比例，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袁炜告诉记者：目前最新在距离可乐遗址不远的辅处遗址，和柬埔寨波赫遗址也都有发现套头葬。

三位武士的兵器 穿越时空惊奇聚首

此外，这场展览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将首次同台展出目前考古发现中仅有的三件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器。

它们都是兵器：两支矛，一支戈。

三件有“成都”铭文的青铜器齐聚一个展柜

最早发现有“成都”铭文的虎头纹青铜矛，1985年出土于四川雅安荥经县的古城村。当时是在一座年代属于战国晚期的船棺葬内发现，其蛟部錾刻“成都”二字，轰动一时。

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

1987年，在四川广元青川县白水区（现沙洲镇），一农民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一件颇似镰刀的物件，后被文物专家认定为一件2000多年前的青铜戈。戈的内部两面都刻有铭文，其正面可辨“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字样，背面铸文“蜀东工”。

短短一行字，透露出丰富重要的信息：这件铜戈是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由“相邦”吕不韦监造。相邦即相国，比丞相职务更高。根据秦国规定，丞相负责全国政务，铸造兵器自然由他监督，因此要刻上其名。

“吕不韦戈”

据史料记载，也是在秦王政九年，与吕不韦关系密切的嫪毐作乱，秦王政对嫪毐处以极刑，并罢免吕不韦，次年便杀了吕不韦。

这种“吕不韦戈”，迄今在国内仅发现4件，而广元青川的这件，极可能是吕不韦在世时监制的最后一批铜戈，因此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2016年9月，在成都蒲江县鹤山镇飞虎村发现了一处战国墓葬群。出土随葬器物300余件，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竹质器、草编器、玻璃器及铜钱等。 “成都矛”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发现印证了：至少在战国晚期成都的城市称谓就已存在并被当地人广泛运用。

这三件刻有“成都”铭文的古代兵器，重见天日之际，都曾轰动一时，各自都是赫赫有名，而这回在金沙的青铜器大展中首次齐聚，更令人不禁想象：当它们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森严立于战士手边的威武模样。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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